12月23日下午四时许，学海堂一隅，高二（18）班凌昊同学与我们重温中国近代百年沧桑。这一方读者天地座无虚席，空气里满溢着思辨的灵动之趣。主讲人带来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次与文史同行的充电之旅就此启程。

凌昊从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讲起。这一年里，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了破坏，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此开始。由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西方社会在中国近代社会嬗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大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由此兴起，其一是影响深远的“冲击——回应模式”。

该模式是一种以“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为前提，西方扮演主要角色、中国作为消极接受者为基础的学说。这一模式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与西方有关联的历史侧面，从而未能充分阐述历史事件的复杂内涵。它的简单化倾向表现为事先以中西对抗产生的问题为框架来决定事件的“重要性”，从而选择性地歪曲了历史。为了矫正它，柯文提出“层带”概念，依照西方在某一个中国历史事件中参与的深度分为三个层带，强调层带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流动。

凌昊敏锐地发现，经过多次修订，教科书很大程度上仍然依照“冲击——回应”模式展开，说明我们面临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者习得的中国历史存在一定偏差。这一观点得到了听众们一致的认可，一种平视权威的审慎态度吸引了他们，正可谓“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凌昊随后提及第二种同样具有局限性的模式——传统与近代模式。在这种模式看来，中国是个过时的社会，只有代表现代性的、生机勃勃的西方给她注入新的活力，使她脱胎换骨，而七十年代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驳斥了这一看法，即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只接受西方的冲击的惰性十足的物体，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近代”一词是一种封闭的概念，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单线发展的，封闭式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

如果说前面提及的两种模式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的产物，那么帝国主义模式则试图跳出其束缚。它从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得到启发，即“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帝国主义模式也把作为工业化的近代化描述成一件真正的好事。在书中，柯文以大象和跳蚤来比喻体量庞大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经济。但帝国主义最标准的定义在中国运用会引起混乱，因为中国没有受到全面的殖民统治，中国殖民地存在三个特点，局部的，多国的，有层次的。而且帝国主义政治意味太浓，西方学者运用此概念与其说为了理解中国，还不如说是为了指控美国。

凌昊总结到，这些研究框架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虽然没有推翻牛顿定律，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正如她所说，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背后，是否存在着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我们的眼界，是否因我们的因循守旧而受到桎梏？感谢她的才学，充实了我们这一平凡的下午，与此同时，为我们的历史观打开了另一个不一样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