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西林壁》到《水调歌头》，从《江城子密州出猎》到《赤壁赋》，“苏东坡”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学生文化记忆里最亲切的名字。4月12日下午，语文科王汉文老师在读者之家为我们带来了以“失意人生的诗意超越”为主题的读书沙龙。当我们跟随老师的讲述，进入历史时空，才终于触摸到这位享誉中外的大文豪生命真实的肌理。

首先，王汉文老师介绍了读苏东坡的必要性。除却语文学习的现实需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能在儒佛道之间自由行走的人，诗文书画方面的集大成者，苏轼的生命经验与文学实践水乳交融、紧密相嵌。他留下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与四千二百多篇散文，也因此成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东坡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道家气度，有“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的般若之智，也有“化为黎母民”的君子仁义。他笔由心转，心念笔动，命运颠簸，而精神自有轨迹。每每落笔，皆是当下性灵的自然流露。

苏轼的人生无疑是失意的。他少即卓荦，志气英远。嘉祐二年进京应试，他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使欧阳修赞叹连连：“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如此少年英才，却五次被贬，仕途坎坷。一朝乌台事发，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四载黄州磨难，苏轼任并无实权的团练副使一职，处处受人监视。霜寒夜凄之时，他也曾难抑悲愤，寄诗胞弟：“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一生颠沛流离的他，在婚姻上也是不幸的。读《苏东坡传》时，部分同学因苏轼有过三任妻子而批评他的感情观。对此，王汉文老师表示不赞同：“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苛责古人。换种角度看，苏轼与王弗、王闰之、王朝云是相互成就的。没有王弗，就不会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婉深情；没有王闰之，就不会有‘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的相伴之情。也正是这些作品，让她们的生命在诗词中成为永恒，使我们仍能感受到这涤荡千年的情思。”

而今我们回溯苏轼的生命轨迹，一切真真如《边城》中所言：“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又如宿命的必然。”王汉文老师强调，是先有苏轼，再有苏东坡的：“苏轼被贬黄州，成为苏东坡，他象征着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珠穆朗玛。”他被政治驱逐，黄州惠州儋州的山水却为他搭建起文学的空间。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被贬惠州后，苏东坡提笔写就《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诗稿传到京城，宋哲宗见他过得如此滋润，便将他贬到更为偏远的儋州。这一次，苏东坡学聪明了。当地百姓送来生蚝，苏东坡将肉浆入水，与酒并煮，发明出无双美味的食法。他叮嘱儿子苏过不可对外人说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尽管在“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日无”的境况中，苏东坡仍能研究养生三法，借鉴古籍中的龟吸之法，调整呼吸吐纳，写成《谪居三适》。走出世俗人生的失意，苏东坡的人生真正完成了诗意的超越。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王汉文老师谈到诗意超越的原因时如此说道，“但对于人，人生中一切都与家庭、社会、时代分不开。”苏东坡生于不以势屈的西蜀，母亲程氏亲授之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足见其家学深厚。诗意超越的完成，处处有因缘际遇的羁绊——与苏辙“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手足之情、“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尚文宋风、赏识提拔的恩师欧阳修、宽容的上司陈知府、常在身边宽慰的好友、患难时出言相助的贵人…… 

就苏东坡自身而言，他的诗意人生离不开儒家、佛道思想的引领。王汉文老师认为，苏东坡精神的内核始终是儒家思想，灭蝗虫、修水利、整西湖，儒家“仁人爱物”的君子风度主导着苏东坡的抉择与生活态度。“孔夫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苏轼把这句话改成‘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主观能动性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提到这段小故事，王汉文老师不禁赞叹，苏轼是“真性情而非假道学”。而在某些时刻，佛道思想往往从缝隙中升腾，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成为一种生命的慰藉。再佐以他乐观外向的性格、备受欣赏的才华，最终滋养出穷达皆可、来去自如的胸襟。王老师将其归纳为巧妙生动的一句——生活可讲究，也可将就。

斯人往矣，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何以如此崇敬、欣赏苏东坡？或许是因为，古往今来我们争论不休的“入世与出世”的命题，在苏东坡身上，似乎得到了一种最通明的解法。苏东坡的精神是通流的。他非桀溺，不做辟世之士，他守的是一颗仁人爱物的本心。然世事如梦，人情似云，在山水辗转之间，他懂得诗意之可贵，懂得生命的大江大浪不仅在官场澎湃的道理。正如王汉文老师所说，苏轼绝非愚忠。他的生命中有了诗，便是永远为自己保留了余地。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种种，本无障壁，万物皆备，百学可通。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以自在澄明的诗心，代替对生命狭隘的占有冲动。用舍由人，行藏在我，或许，这也是一种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