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职不久的唐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想静下心来读点书，希望能给他开列一个阅读书目。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里既高兴又为难。

高兴的是，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怎么读书的时代，唐老师还有这样的热情，真的很难得；为难的是，因为我虽然读过一点书，但自己都嫌杂乱无章，没有头绪，也没作出什么成绩出来，凭什么给他开列书单呢？

我不禁想起一则轶事。1923年元旦，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见了之后，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批评他“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的主观为立足点”“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然后极为自信地另写一份《真正之最低限度之必读国学书目》，开列书目有几十种之多。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些书目，自己通读的实在不多，非常汗颜。

我一直认为阅读是很私人化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路径和地图，有自己的崇尚与偏好，强求不得。早年我特别喜欢戏曲，尤其是中国古典戏曲，做过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手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包括王季思、徐朔方等人的注释；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搜集有关古典戏曲的各种图书和资料，至今犹记得在旧书摊以极便宜价格入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十种曲》等套书时的悸动；我甚至拿着收录机跑公园、进剧团，跟着大家后面学唱各种地方戏，等等。

去年我随中联办去广东花都，在公园里看到一众爱好者在练习京剧，胡琴响起，我就忍不住来了一段“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同行者无法理解，大家都以为这是退休以后的事，其实，我是在享受退休以后的生活呢！戏曲阅读欣赏很小众，甚至边缘化，但我喜欢，我的阅读也就“走心”，也就能享受到阅读的愉悦。

这几天，有人无偿把自己几千册私人藏书送到学校供师生选取，一摞一摞地堆在那里，但仔细翻阅才发现有那么多我不愿读也读不了的书，才发现我和这位学者的阅读经历和领域有如此大的不同。

读书是非常主观的事，对“开书单”这个问题，我有两点基本的认识：

一方面，我非常认同“流动的经典”这种提法。一说到经典，大家就想到“四大名著”，前段时间甚至还有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四大名著的讨论。其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意义不大。对于现在的孩子——网络时代的原居民来说，再好的作品首先是要能吸引他们读下去。我在粤华中学，看到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一个读书活动推荐的作品，很能打开我们惯常的思维：这些书中已经没有四大名著这样的经典之作了，有些书甚至老师都没有见过，但仔细审视，我们就发现组织者有自己选择的标准。

另一方面，读书也是讲究机缘的。有些书尽管是名著，是经典，但在一定的时期，就是读不进去。我家有一套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所著的《静静的顿河》，大学时候买的，四本，无数次拿起又放下，很惭愧，但那也没办法，机缘未到吧。还有一本《百年孤独》，二十年前就买了，只是一直没有读通。前段时间我读中学的女儿来信告诉我，这本书真好看，我很惭愧。《资治通鉴》十年前我就买了，二十册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没动弹。三年前，看完电视剧《贞观之治》，我掏出其中的一册，随手翻翻，结果就“黏”上了。这几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读《通鉴》、聊《通鉴》、写《通鉴》。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阅读根本就不用劳烦别人指导。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对另一本书或几本书滋生了新的阅读渴望，这有点像滚雪球。钱钟书当年说，读完了清华大学所有的书。其实我是不信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书是越读越多。读得越多，你越觉得自己的褊狭与逼仄，你就会更加勉力而读。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名为方小教的先生，以敢言著称，他读的书确实多。方教授最喜欢在课上分享他的阅读，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培养了我的一大嗜好，就是听完他的课之后去图书馆或书店翻找他课上所提到的书。这样的阅读让我的大学阅读生活丰富而充盈，带来的收获比单纯在课堂要大很多。更重要的是，方教授的做法对我今天做教师有深刻的影响——我也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分享我阅读中的幸福与快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熏陶渐染。

大学毕业之后，偏安一隅，在乡镇和小县城工作，早期还没有网络，阅读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电视的时代，我喜欢看一些读书栏目，中间最值得一说的是梁文道主持的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梁文道的阅读范围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推荐的书籍也都不错。

网络普及以后，阅读虽然更加便捷，但要寻得一本好书实在不易。作为图书出版世界第一的大国，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经典不多。微信普及以后，公众号无所不在。恍惚之间我们发现，现代科技如此直接地入侵我们的领地，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但真正的阅读者是不会满足于此的。快餐可以救急，但不能解决深远的精神需求，要想获得心灵的富足，还必须有经典的纸质阅读。

（作者吴贤友，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安徽含山二中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7年02月27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